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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方法学的本体论及对社会学的意义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时间:2019-11-06 16:22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学界,对本土方法学本体论的解读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在行动—结构维度上,加芬克尔的“形式结构”观以及从中提炼出的“亚结构”概念是对传统物化结构观的重要改进,这一点已经被当代理论所认识和吸收。但在更为根本的个人—社会维度上,目前对该学派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从其主体间性理论、对“规则”的理解以及核心概念“成员”的内涵来看,该学派秉持了一种与主流社会学针锋相对的彻底个人主义立场。这一立场从渊源来看是胡塞尔早期“唯我论”思想的修正和演化。但这一“学”立场无力动摇主流社会学的地位,其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与后者产生的张力和制衡促使其保持对自身知识生产风险的警醒。

  标题注释:本文是天津市教委课题“常人方法学及其当代发展研究”(20132814)的阶段性成果。

  自20世纪末以来,在中国社会学界,本土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指出,该学派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主要理论基础(赵万里,2000)、社会建构论的中坚力量(苏国勋,2002)以及社会学后现代主义转向的起点(刘少杰,2014)。然而,随着引介工作的深入,研究者日益迫近一个相当基础且重要的理论难题,即本土方法学究竟是社会学主流传统的颠覆者、继承者还是改良者?此问题本质上是对本土方法学社会本体论的明确判定。

  即使在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体现在西方学者对本土方法学的不同态度上。一方面,当代新综合理论家如吉登斯(2003:101-109)、哈贝马斯(2004:106)等人都极为重视和吸收本土方法学的理论洞见,其中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甚。另一方面,科尔曼(Coleman,1968)、科塞(Coser,1975)、盖尔纳(Gellner,1975)、亚历山大(2000:201-202)等著名学者先后展开对该学派的激烈批评,并且如本土方法学家自己所承认的,即使在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之后,该学派也未完全获得主流社会学界的认可,始终徘徊在社会学的“郊区”(Pollner,1991)。

  与西方学者的巨大分歧和争论相比,中国学界对本土方法学的现有解读存在一个明显的主导倾向,即认为该学派秉持了行动—结构或个人—社会维度上的综合立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当代新综合理论的先导(李猛,1999:81-84;袁同凯、袁兆宇,2016)。这无疑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理解方式,因为至少可以获得吉登斯等人著作的支持。但问题是,这种理解无法充分解释该学派精神领袖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当年明确提出的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的立场(Garfinkel & Wieder,1992),并且也难以解释为何在新综合趋势兴起之后,本土方法学仍保持其自身的强烈宗派性而未被同化的事实。